孝安皇帝下永建元年（丙寅，公元一二六年）
汉顺帝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
春，正月，帝朝太后于东宫，太后意乃安。
春季，正月，汉顺帝前往东宫朝见阎太后，太后的心情才安定下来。
甲寅，赦天下。
甲寅（初二），大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阎氏崩。
辛未（十九日），阎太后去世。
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以阿党权贵免。司徒李郃罢。
辛巳（二十九日），太傅冯石和太尉刘熹因巴结权贵被免职。同日，司徒李也被罢官。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二月甲申（初二），埋葬安思皇后。安思皇后，即阎太后。
丙戌，以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京兆硃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硃伥为司徒。
丙戌（初四），擢升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
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
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馀级，羌众皆降；由是凉州复安。
陇西钟羌反叛，校尉马贤率军进击。在临洮会战，斩杀钟羌一千余人，钟羌部众全都归降。从此以后，凉州重新得到安定。
六月，己亥，封济南简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六月己亥（十九日），封济南简王刘错的儿子刘显为济南王。
秋，七月，庚午，以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秋季，七月庚午（二十一日），任命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八月，鲜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殁。
八月，鲜卑攻打代郡，太守李超阵亡。
司隶校尉虞诩到官数月，奏冯石、刘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为吏民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三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诩。中常侍张防卖弄权势，请托受取；诩案之，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喑呜自杀，是非孰辨邪！”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相率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时防立在帝后，程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顗与门生百馀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诩上疏荐议郎南阳左雄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国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司隶校尉虞诩到任数月，上奏弹劾太傅冯石和太尉刘熹，使他们被免官，又上奏弹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都感到不满，指责他苛刻。于是，三公上奏弹劾：“虞诩违反常法，于盛夏之际，大肆逮捕和关押无罪的人，吏民深受其害。”虞诩也向顺帝上书，为自己申辩说：“法令是整齐风俗的堤防，刑罚是驾驭百姓的衔铁和缰绳。然而，现在的官州，州一级委任给郡，郡一级委任给县，层层往下推卸责任，百姓怨恨，投诉无门。并且，当今的风气，都以苟且容身为贤能，尽忠职守为愚蠢。我所查获的贪赃枉法案件，各种各样，盘根错节。三公因恐被我举报，于是先来诬陷我。我将追随史鱼去死，向皇上尸谏！”顺帝看了虞诩的奏章，于是不对虞诩降罪。因中常侍张防利用权势，接受贿赂和请托，虞诩曾多次请求将他法办，都被搁置，没有回音。虞诩不胜愤慨，于是自投廷尉监狱，上书顺帝说：“过去，安帝任用樊丰，废黜皇室正统，几乎使社稷灭亡。现在，张防又玩弄权势，亡国之祸，将再降临。我不忍心和张防同列朝廷，谨自囚廷尉狱以报，免得让我重蹈杨震的覆辙！”奏章呈上后，张防在顺帝面前流泪哭诉，于是，虞诩坐罪，被遣送到左校罚作苦役。而张防仍然不肯放过虞诩，必欲置之死地。两天之内，虞诩被传讯拷打四次。狱吏劝虞诩自杀，虞诩回答说：“我宁愿伏刑刀死于市，让远近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声不响地自杀，谁能分辨是非呢？”浮阳侯孙程和祝阿侯张贤相继请求面见顺帝，孙程说：“陛下当初和我们起事的时候，常痛恨奸臣，深知他们会使国家倾覆。而今即位以后，却又自己纵容和包庇奸佞，又怎么能责备先帝不对？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却被逮捕囚禁。中常侍防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反而陷害忠良。今观天象，客星守羽林，是宫中有奸臣的征兆。应该急捕张防下狱，以堵塞上天所降的灾异。”当时，张防站在顺帝背后，孙程大声呵斥张防说：“奸臣张防，为何不下殿去！”张防迫不得已，小步疾走退入东厢。孙程又对顺帝说：“陛下，请立即下令逮捕张防，不要让他去向您的奶母求情！”顺帝征求尚书们的意见，尚书贾朗跟张防素来交情很好，争辩说虞诩有罪。顺帝疑惑，对孙程说：“你们先出去，朕正在考虑！”于是，虞诩的儿子虞和门生一百余人，举着旗帜，等候中常侍高梵的车子，向高梵叩头流血，申诉虞诩被冤枉的情况。高梵入宫后将报告给顺帝。结果，张防因罪被流放到边疆，尚书贾朗等六人，有的处死，有的免官，并于当天释放虞诩。孙程又上书陈述虞诩有大功，措辞甚为直率激烈。顺帝感动醒悟，又任命虞诩为议郎。几天后，擢升为尚书仆射。虞诩上书顺帝，保荐议郎、南阳郡人左雄说：“我看到，当今公卿以下的官吏，大多属于专会拱手作揖而不敢说话的好好先生，把到处讨好广结善缘的人，视为贤能，而把为国尽忠尽职的人，视作愚蠢，甚至还互相告诫说：‘不可做白璧，和气多后福。’我认为议郎左雄，具有作为朝廷大臣必须具备的忠直气节，应该提拔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一定会对扶正和辅佐朝廷，有所裨益。”因此，顺帝任命左雄为尚书。
浮阳侯孙程等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乱悖逆，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都，益其骄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远县。因遣十九侯就国，敕洛阳令促期发遗。司徒掾周举说硃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指方怒，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机；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浮阳侯孙程等人因带着奏章，上殿争功，顺帝勃然大怒。于是，有关官吏弹劾：“孙程等人干乱朝政，抗命叛逆。王国等人和孙程结党，长期逗留京都洛阳，更使他们骄纵放肆。”因此，顺帝将孙程等人免官，全都改封到偏远地区，又下令十九侯各自前往他们的封国，命洛阳令督促他们，限期动身。司徒掾周举劝说司徒朱伥：“当初，皇帝在西钟楼下时，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尽力，怎能即位为帝？现在却忘记人家的大德，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如果他们在回封国的途中有人死亡，则皇帝就会遭受屠杀功臣的非议。趁着孙程等人尚未动身，应该迅速奏明皇上，加以劝阻。”朱伥回答说：“现皇上正在发怒，如果我单独为此事上奏，一定会受到皇帝的降罪谴责。”周举又说：“您年龄已经超过八十岁，位居宰相高位，不在此时尽忠报国，而珍惜自己，安于尊宠，您想得到什么？尽管能保全自己的俸禄和官位，但定会被人谴责为奸佞之辈；而因谏诤而获罪，还能留下忠贞的美名。如果我的意见不值得采纳，我请求从此告别！”于是朱伥上表劝谏，顺帝果然采纳。孙程被改封为宜城侯。他到封国以后，怨恨不满，将印信和符策都退还朝廷，擅自逃归京都洛阳，往来于山中。顺帝下诏搜寻孙程，找到以后，恢复他原来的封爵和食邑，赏赐车马和衣物，遣送他回到封国。
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冬季，十月丁亥（初九），将司空陶敦免官。
朔方以西，障塞多坏，鲜卑因此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上书乞修复障塞。庚寅，诏：“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朔方郡以西，障塞多已损坏，鲜卑因此不断侵犯南匈奴，单于忧愁恐惧，上书朝廷，请求修复障塞。庚寅（十二日），顺帝下诏：“征调黎阳营兵到中山北界驻防。令沿边各郡增设步兵，分布驻扎在各边塞，进行军事训练。”
以廷尉张皓为司空。
擢升廷尉张皓为司空。
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衔王亡走，其众二万馀人皆降。生得单于人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馀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
班勇于是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进击匈奴，呼衍王逃走，其部众二万余人全都投降。单于的堂兄被活捉，班勇让加特奴亲手将他斩杀，以此结下车师和匈奴之间的仇恨。于是，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余骑兵攻打车师后王国，抵金且谷。班勇派遣假司马曹俊前去救援，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迁到枯梧河畔居住，车师此后不再有匈奴的足迹。
孝安皇帝下永建二年（丁卯，公元一二七年）
永建二年（丁卯，公元127年）
春，正月，中郎将张国以南单于兵击鲜卑其至鞬，破之。二月，辽东鲜卑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斩获甚众；鲜卑三万人诣辽东降。
春季，正月，中郎将张国率领南单于军队进击鲜卑首领其至，将其击破。二月，辽东鲜卑攻打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各郡郡兵和乌桓的军队出塞讨伐，斩杀和俘虏甚多，鲜卑三万人到辽东郡投降。
三月，旱。
三月，发生旱灾。
初，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六月，乙酉，追谥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当初，顺帝的母亲李氏埋葬在洛阳城北，顺帝先前不知道。直到现在，顺帝身边的人才将此事禀报。于是，顺帝为母亲发丧举哀，亲自到埋葬的地方，改以皇后的礼仪殡殓。六月乙酉（十一日），追谥为恭愍皇后，埋葬在恭陵的北面。
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请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馀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馀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
西域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已归服汉朝，只有焉耆王元孟未投降。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便征发西域各国之兵，共四万余人，分两路进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日期，到焉耆城下会师。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甲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午，太尉硃宠、司徒硃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间，当窦、邓、阎氏之盛，无所屈挠；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敬，当世以此贵之。
壬午（初九），太尉朱宠和司徒朱伥，都被免官。庚子（二十七日），擢升太常刘光为主尉，主管尚书事务，将光禄勋、汝南郡人许敬任命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曾在和帝与安帝时期作官，当窦、邓、阎氏权势鼎盛之时，他也无所畏缩和屈服。待三家垮台后，许多居官在位的人，都沾有污点，唯独许敬没有遭到非议。因此，当时人都很敬佩他。
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陷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纁，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当初，南阳郡人樊英，从小学问、品行兼优，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南麓，州郡官府曾先后多次征聘他出来当官，他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荐举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肯动身。安帝赐策书征召，他还是不去。同年，安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非常礼敬地征召樊英，而他以病重为理由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谴责州郡官府办事不得力，于是州郡官府把樊英抬到车上上路。樊英不得已，来到京都洛阳。到洛阳后，樊英又称病不肯起床，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进宫殿，但他还是不肯屈从。安帝让他出去，到太医处养病，每月送给羊和酒。其后，安帝又特地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询问朝廷大政的得失，将他任命为五官中郎将。数月之后，樊英又声称病重，安帝下诏，将他任命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令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四季送给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有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俗，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君主和造福百姓，但也还属于品行洁美的善人。圣明的君王，应该给予褒奖和优待，成全他的志向。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以砥砺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可以了。实在不应该如范升，去加以诋毁，也不要如张楷，加以指责和抱怨。至于那些作假伪装来窃取荣誉，以奇特的举动惊动世人，提高声望，不要朝廷俸禄而和屠夫酒贩一样争利，拒绝做小官而想爬上宰相和九卿的高位的人，他们的名与实恰恰相反，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得免于圣明君王的诛杀，就是很幸运的了，还有什么值得征召的？
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这时，朝廷又征召广汉郡人杨厚、江夏郡人黄琼。黄琼，即黄香的儿子。杨厚到洛阳以后，向朝廷上奏，预言汉朝到三百五十年左右，将会面临险恶的命运，提出了警告。他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快到洛阳时，李固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正人君子认为伯夷心胸太狭隘，而柳下惠则又太傲慢，既不效法伯夷，又不效法柳下惠，而是选择在两者之间，这才是圣贤做人的准则。如果真正愿意头枕山峰，身卧山谷，步巢父、许由的后尘，那就罢了。如果认为应该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暴政多，一定要等有了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主，才出来推行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恐怕永远没有这种机会。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山太高易崩，玉太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近，鲁阳人樊英受到征召，初到时，朝廷专门为他设立讲坛，犹如对待神明。他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奇谋深策，但言行谨慎，也没有什么失误。可是，对他的诋毁和谴责到处流传，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岂不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太高，他的声名太盛！因而，世俗的舆论都说：‘所谓隐居之士，纯粹盗取虚名。’但愿先生这次能够提出深远的建议，让大家赞叹佩服，以洗刷这种舆论。”黄琼到达洛阳以后，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逐渐被擢升为尚书仆射。黄琼过去曾跟随其父黄香在尚书台，熟悉典章制度，等到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任职时，对尚书诸曹的事务都很精通。每当在朝堂争议国家大事时，大家都不能驳倒他的意见。他曾经多次上奏言事，往往被皇帝所采纳。
李固，郃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郃子也。
李固是李的儿子，自幼喜爱读书，经常改换姓名，执鞭赶驴，载着书箱，不远千里，投奔名师。于是遍览各种古本秘籍，成为当代的大儒。他每次到太学，都要秘密地进入三公府，去向父母请安，不让同学们知道他是李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