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建和二年（戊子，公元一四八年）
建和二年（戊子，公元148年）
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春季，正月甲子（十九日），桓帝行成年加冠礼。庚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
三月戊辰（二十四日），桓帝跟随梁太后临幸大将军梁冀府。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白马种羌人攻打广汉属国，杀害地方官吏。益州刺史率领板蛮人将其击破。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夏季，四月丙子（初三），梁太后下诏，封桓帝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侍奉孝崇皇的祭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五月癸丑（初十），北宫掖庭中的德阳殿和左掖门失火，桓帝移住南宫。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六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封安平孝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侍奉孝德皇的祭祀。
秋，七月，京师大水。
秋季，七月，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孝桓皇帝建和三年（己丑，公元一四九年）
建和三年（己丑，公元149年）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丁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秋季，八月乙丑（三十日），有异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京师大水。
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九月己卯（十四日），发生地震。庚寅（二十五日），再次发生地震。
郡、国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赵戒免；以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有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山崩。冬季，十月，太尉赵戒被免职，任命司徒袁汤为太尉，擢升大司农、河内人张歆为司徒。
是岁，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学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皆师宗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所居里旧名西豪，颍阴令渤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阳里。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寔为友。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陈寔出于单微，为郡西门亭长。同郡锤皓以笃行称，前后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寔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太守遂以寔为功曹。时中常侍山阳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纶氏，伦谓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冤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钟皓素与荀淑齐名，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膺谓瑾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是何太无皁白邪！”瑾尝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礼祖、父在位，诸宗并盛，故得然乎！昔国武子好招人过，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同年，前任朗陵侯国相荀淑去世。荀淑年轻时，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德行高尚，当时最著名的贤人李固、李膺，都像对待老师一样地尊崇他。荀淑在朗陵侯国任职，治理政事明快果断，被人们奉若神明。荀淑共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享有盛名，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荀淑所居住的里名，原来叫西豪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因从前高阳氏有八个多才的儿子，就将西豪里改名为高阳里。李膺性格简朴正直，跟人很少交往，只把荀淑当作老师，和同郡人陈结交。荀爽曾经去拜见李膺，就势给李膺驾车。回来后，他高兴地说：“今天，我竟得以为李君驾车了！“李膺就是这样被人倾慕。陈出身贫贱，担任颍川郡西门亭长。同郡人钟皓，以行为厚著称，前后九次被三公府征聘，年龄和辈份都远在陈之上，却跟陈成为好友。钟皓原任郡功曹，后被征聘到司徒府去任职，他向郡太守辞行时，郡太守问：“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钟皓回答说：“如果您一定想要得到合适的人选，西门亭长陈可以胜任。”陈听到消息后说：“钟君似乎不会推荐人，不知为什么单单举荐我？”于是，郡太守就任命陈为郡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嘱托郡太守高伦任用自己所推荐的人为吏，高伦便签署命令，将这个人命为文学掾。陈知道这个人不能胜任，就拿着高伦签署的命令求见，对高伦说：“这个人不可任用，然而侯常侍的意旨也不可违抗。不如由我来签署任命，这样的话，就不会玷污您完美的品德。”高伦听从。于是，乡里的舆论哗然，都奇怪陈怎么会举用这样不合适的人，而陈始终不作分辩。后来，高伦被征召到朝廷去担任尚书，郡太守府的官吏和士绅们都来为他送行，一直送到纶氏县。高伦对大家说：“我前些时把侯常侍推荐的人任命为吏，陈却把我签署的任命书秘密送还，而改由他来任用。我接连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轻视陈，而这件事的责任，是因为我畏惧侯览的势力太大，才这样做的，而陈君可以称得上把善行归于主君，把过错归于自己的人。”但陈仍然坚持是自己的过失，听到的人无不叹息。从此，天下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后来，陈担任太丘县的县长，修饬德教，无为而治，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邻县的人民都来归附，陈总是对他们进行开导和解释，然后遣送他们回到原县。上级官员来县视察，本县的官吏恐怕人民上诉，请求陈加以禁止。陈说：“上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公平，如果加以禁止，将怎样讲理！不要限制。”前来视察的主管官员听到后，叹息说：“陈君说这样的话，难道会冤枉人吗？”终究也没有人来越级上诉。后来陈担任沛国相，被指控违法征收赋税，他便解下印信，离职而去。官吏和人民都很怀念他。钟皓一向和荀淑享有同等的声誉，李膺经常叹息说：“荀君的清高和见识，很难学习；钟君的高贵品德，可以为人师表。”钟皓的侄儿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喜爱读书，效法古人，有退让的风度，和李膺同岁，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经常说：“钟瑾像我们李家人的性格，国家有道，不会久居人下；国家无道，不会受到诛杀。”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为妻。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认为，‘人要是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你对于黑白，为何太不分明？”钟瑾曾经将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安慰他说：“李膺的祖父、父亲都身居高位，整个家族都很兴盛，所以才能那样做。从前，齐国的国佐专好挑剔别人的过失，以致招来怨恨和报复。现在哪里是黑白分明的时代？如果一定想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是你的办法最为高明。”
孝桓皇帝和平元年（庚寅，公元一五零年）
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
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乙丑，太后诏归政于帝，始罢称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乙丑（初二），梁太后下诏，将朝政大权归还给桓帝，从此开始不再行使皇帝权力。二月甲寅（二十二日）梁太后去世。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三月，桓帝迁回北宫居住。
甲午，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冀万户，并前合三万户；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善为妖态以蛊惑冀，冀甚宠惮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聘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馀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示谦让，而实崇孙氏。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馀人，皆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馀万。冀又遣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驱击吏卒，所在怨毒。
甲午（疑误），安葬梁太后，谥号为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梁冀食邑一万户，连同以前所封食邑，共三万户。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同时阳翟和租税，每年收入达五千万钱之多，加赐红色的绶带，与长公主相同。孙寿善于作出各种妖媚的姿态来迷惑梁冀，梁冀对她既很宠爱，又非常害怕。梁冀所宠爱的管家奴秦宫，做官做到太仓令，可以出入孙寿的住所，威势和权力都很大，州刺史和郡太守等二千石高级地方官吏，在赴任之前都要谒见秦宫，向他辞行。梁冀和孙寿分别在街道两旁相对兴建住宅，建筑工程穷极奢华，互相竞争夸耀，金银财宝，奇珍怪物，充满房舍。又大举开拓园林，从各处运来土石，堆砌假山，十里大道，有九里都紧傍池塘，林木深远，山涧流水，宛如天然生成。奇异的珍禽和驯养的走兽在园林中飞翔奔跑。梁冀和孙寿共同乘坐人力辇车，在家宅之内游玩观赏，后面还跟随着许多歌舞艺人，一路欢唱。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地纵情娱乐。客人登门拜访和求见，也不许通报。求见的人全都向看门的人行贿，以致看门的人家产达千金之多。梁冀在京都洛阳邻近各县都修筑了园林，在河南洛阳城西建立了一处兔苑，面积纵横数十里，发布文书，命令当地官府向人民征调活兔，每只兔都剃掉一撮兔毛，作为标志。若有人胆敢猎取苑兔，甚至要判处死刑。曾有一位西域的胡商，不知道这个兔苑的禁令，误杀了一只兔，结果人们互相控告，因罪至死的达十余人。梁冀又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一座别墅，用来收容奸民和藏匿逃亡犯。甚至抢夺良家子女，都用来充当奴婢，多达数千人，称他们为“自卖人”。梁冀采纳孙寿的建议，罢免了许多梁姓家族成员的官职，表面上显示梁冀的谦让，而实际上却抬高了孙氏家族的地位。在孙氏家族中假冒虚名担任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共有十余人，全都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派自己的私人宾客，分别到所管辖的各县，调查登记当地富人，然后加以罪名，将富人逮捕关押，严刑拷打，让富人出钱赎罪。家财不足的，因为出不起那么多钱，甚至活活被打死。扶风人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曾送给他一匹乘马，要求借贷五千万钱，而士孙奋只借给他三千万钱。梁冀大怒，于是派人到士孙奋所在的郡县，诬告士孙奋的母亲是梁冀家里看守库房的婢女，曾经偷盗白珍珠十斛、紫金一千斤逃亡。于是将士孙奋兄弟逮捕下狱，严刑拷打至死，全部没收士孙奋的家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派遣门客周游四方，甚至远到寒外，四处征求各地的异物，而这些被派出的门客，又都仗着梁冀的势力横征暴敛，抢夺百姓的妻子和女儿，殴打地方官吏和士卒，他们所到之处，都激起怨恨。
侍御史硃穆自以冀故吏，奏记谏曰：“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燿无穷矣！”冀不纳。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侍御史朱穆，因为自己是梁冀过去的属吏，向梁冀上书进谏说：“大将军的地位，和申国国君一样的尊贵，位居三公之上，只要一天行善，天下无不感恩；只要一天作恶，四海立即沸腾。近来，官府和民间都已十分穷困，又加上水灾和虫灾的侵害，京都洛阳各官府的费用增多，皇帝下诏征调的款项，有时高达平时的十倍。而地方的各级官府都说库里没有现钱，全都要向百姓征收，于是用鞭子抽打，残酷榨取，强迫凑足数目。朝廷征收的赋税已经十分沉重，官吏私人的聚敛更是变本加厉。州牧和郡太守等地方高级官吏，大多数不是有品德的人选，他们都贪得无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盗贼和仇敌。百姓有的在官府的鞭击棒打之下毙命，有的不堪忍受追逼勒索而自杀。而且，这些掠夺百姓的暴行，都用于大将军府的名义，就使将军受到天下的怨恨，官吏和百姓，都感到伤心悲痛，在路上嗟叹。过去，在永和末年，朝廷纲纪稍有松弛，颇让百姓失望，只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弄得全国财政空虚，户口流散，百姓离心离德。马勉之徒乘机起兵，在荆州和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幸赖梁太后开始主持朝政，清静无为，朝廷内外齐心合力，才得以讨平。现在，百姓的忧惧，较之永和末年更为严重。如果对内不能发扬仁爱之心予以容忍，对外又没有保全国家的方略，是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大将相等朝廷大臣，跟国家君主同为一体，共乘一车奔驰，共坐一船渡河，车辆一旦颠翻，舟船一旦倾覆，大家实际上是患难与共的。怎么可以抛弃光明，投向黑暗？怎么可以走在危险的路上，却自以为平安？又怎么可以在主上孤单而时局艰难之际，毫不在意？应该及时裁撤那些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太守，减省兴建宅第和园林池塘的费用，拒绝接受各郡和各封国奉送的礼物，对内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对外解除人民的疑惑，使仗势为恶的奸吏无所依靠，负责监察的官吏得以尽职。法纪伸张以后，远 近将一片清平。将军就会地位更加尊贵，事业更加显赫，明德将永垂于世。”梁冀没有采纳。梁冀虽然垄断朝政，专横跋扈，然而，仍交结皇帝左右的当权宦官，任命他们的子弟和宾客亲友担任州郡官府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和宠信。因此，朱穆又向梁冀上书极力劝谏，但梁冀始终不觉悟，他给朱穆回信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一无是处吗！”然而，梁冀一向尊重朱穆，所以也不很怪罪他。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它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夏，五月，庚辰，尊博园匽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巨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梁冀写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托他办事，但陈蕃拒绝会见梁冀派来的使者。于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请求谒见陈蕃。陈蕃大怒，将使者鞭打而死。陈蕃因罪被贬为武县县令。这时，皇子有病，下令各郡县购买珍贵的药材。梁冀也趁此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京兆，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便将梁冀派来的门客逮捕，说：“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必应进献医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谋利呢？”于是将其斩杀。梁冀虽然感到羞惭，但不能开口。其后，有关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以延笃有病为理由，将他免职。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园贵人为孝崇后，所住宫室称作永乐宫，设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汉时期长乐宫的前例。从钜鹿郡分割九个县，作为孝崇后的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秋，七月，梓潼山崩。
秋季，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
孝桓皇帝元嘉元年（辛卯，公元一五一年）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春，正月朔，群臣朝贺，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客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守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经书，乐于接待有学问的人士，梁冀对此很是憎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年仅十六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以后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见到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下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北匈奴呼衔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秋，七月，武陵蛮反。
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以；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馀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䘺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占，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逄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请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