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六年（壬子，公元二三二年）
太和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乃留建业。
春季，正月，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又说陆逊忠心勤恳，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于是孙登留在建业。
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
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车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公私烦费，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溪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五月，皇子殷卒。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伐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昭好抉擿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患能者进，闇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能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
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过。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是时，吴人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而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但有精兵良将，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撤退。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军围攻合肥，肯定据水取占地势；我军救援，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上，有奇险可依，另建城堡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这是敌人还未进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一旦到这种地步，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明帝不同意。满宠又上书说：“孙子说‘用兵必须诡诈，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又说：‘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引诱敌人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在城外战场上取胜，城内就会得到保佑！”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