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年甲戌，公元七九四年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年）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馀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颇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馀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瀛州刺史刘澭为兄济所逼，请西扞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馀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澭亲视之，死者哭之。
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陆贽上言：“郑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迂，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是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絁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则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庚，不及编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馀，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第六条，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