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唐纪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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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二年丁丑,公元六七七年
仪凤二年(丁丑,公元677年)

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春季正月,乙亥(十二日),唐高宗举行耕种藉田典礼。

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扶馀隆畏新罗之逼,不敢留,寻亦还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馀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馀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馀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馀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馀氏遂亡。
当初,唐朝将领刘仁轨领兵从熊津返回,扶余隆畏惧新罗逼迫,不敢逗留,不久也返回了唐朝。二月,丁巳(二十五日),唐朝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送回辽东,安抚高丽余众;高丽人先已安置在各州的,都与高藏一起送回辽东。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也送他回去安抚百济余众,又迁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辖辽东州和熊津。当时百济荒芜残破,命令扶余隆寓居高丽境内。高藏来到辽东,阴谋反叛,暗通;被唐朝召回,迁徙到邛州后死去,他的部下被分散迁徙到河南、陇右各州,贫穷的留在安东城附近。高丽旧城被新罗吞没,余众分散投奔和突厥,扶余隆最终也不敢返回原居留地区,高氏、扶余氏于是灭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处俊、高智周并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三月,癸亥朔(初一),唐朝任命郝处俊、高智周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公谨之子也。
夏季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是张公瑾的儿子。

诏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以为:“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抚巡,人皆竦扌卞,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聚集参迎,妨废不少。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更成烦扰。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深务闲,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唐高宗下诏,因河南、河北发生旱灾,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别到各道慰问救济,侍御史宁陵人刘思立上书认为:“现在正当麦子抽穗春蚕吐丝的季节,农事正忙,皇帝派遣使者巡视安抚,百姓翘首企待,欢欣鼓舞,忘了生产,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来参拜、欢迎使者,对农事妨碍很大。皇帝本意是安抚慰问百姓,结果却造成对他们的困扰。既然是为了救济,官署应建立支付的帐薄,希望先委派各州县救济,等到秋后农闲,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济工作的好坏。”奏疏上达后,崔谧等便没有出使。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考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馀众拒守。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
五月,吐蕃侵扰唐朝扶州的临河镇,擒获镇将杜孝升,命令他送信说服松州都督武居寂投降,杜孝升坚决拒绝。吐蕃撤退时,没有把杜孝升带走,于是他又率领余部防守临河镇。唐高宗下令任命杜孝升为游击将军。

秋,八月,徙周王显为英王,更名哲。
秋季八月,唐朝改封周王李显为英王,改名为李哲。

命刘仁轨镇洮河军。冬,十二月,乙卯,诏大发兵讨吐蕃。
唐朝命令刘仁轨镇守洮河军。冬季,十二月,乙卯(二十七日),唐高宗下令大规模发兵讨伐吐蕃。

诏以显庆新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官益无凭守,每有大礼,临时撰定。
唐高宗下令:因显庆年间所推行的新礼,多不效法古礼,其后五礼均依照《周礼》执行。从此礼官更加无所凭据,每次遇到大礼仪时,才临时选定。

仪凤三年戊寅,公元六七八年
仪凤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春季正月,辛酉(初四),唐朝百官及蛮夷首领朝见天后武则天于光顺门。

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莫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次上书向唐高宗提出什么要求,多被李敬玄压制,因此对他怀恨。刘仁轨明知道李敬玄并无将帅的才能,为了陷害他,便上奏说:“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对此一再推辞。唐高宗对他说:“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怎么能推辞呢!”丙子(十九日)任命李敬玄接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并任检校鄯州都督。又命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支援他。李孝逸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癸未,遣左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癸未(二十六日),唐朝派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别往河南、河北招募勇士,不论平民还是官员都可应募。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二日),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改明年年号为通乾。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五月,壬戌(初七),唐高宗到达九成宫。丙寅(十一日),山中下雨,天气寒冷,随从的士兵有人被冻死。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秋季七月,李敬玄上奏唐高宗说,在龙支打败吐蕃。

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阵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唐高宗初即位时,没耐心观看歌舞《破阵乐》,下令撤除。辛酉(初七),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久不演唱,《破阵乐》恐怕要失传。请求今后遇到大宴会时恢复演唱。”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九月,辛酉(初七),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唐高宗将要发兵讨伐新罗,侍中张文卧病在家,得知后便自己坐轿入宫晋见唐高宗,规劝说:“现在吐蕃侵扰,正发兵向西讨伐;新罗虽说不驯服,但还未曾侵犯边境,如果又发兵东征,我恐怕官府和百姓都难于承受这种负担。”唐高宗于是停止发兵东征。癸亥(初九日),张文去世。

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馀众还鄯州。
丙寅(十二日),李敬玄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钦陵交战于青海之上,打了败仗,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刘审礼正率前军深入敌境,驻扎在濠所,被吐蕃攻击,李敬玄畏惧,不敢前去救援。听说刘审礼战败被俘,他又狼狈后撤,驻扎在承风岭,利用泥沟自我防卫,吐蕃屯兵高岗,居高临下向他施加压力。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间率领敢死队五百人袭击吐蕃军营,吐蕃军溃散,他们的将领跋地设领兵逃走,李敬玄于是收集残余士兵返回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刘审礼的几个儿子自己捆绑着来到皇宫门前,请求赴吐蕃赎回他们的父亲。唐高宗准许他的次子刘易从去吐蕃探望。等到他抵达吐蕃时,刘审礼已病死。刘易从日夜不停地痛哭;吐蕃人同情他,交还他父亲的遗体。刘易从背着父亲遗体,赤足步行而归。唐高宗嘉奖黑齿常之的功劳,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原武人娄师德在朝廷招募勇士时应募从军。西征失败,唐高宗命令娄师德收集被打散的兵卒,军力又得以恢复,于是又命令他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他向论赞婆传达唐高宗的旨意,指明利害关系,论赞婆很高兴,为此好几年没有侵扰唐朝边境。娄师德升任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兼管屯田事宜。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唐高宗认为与吐蕃的关系是可忧虑的事情,于是召集全部身边的大臣讨论对策,有人想用和亲的办法求取和平,使百姓得到休息;有人想加强守备,待公私都富足时再讨伐;有人想马上发兵讨伐。讨论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好赐给大家一顿饭吃,然后让他们散去。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给唐高宗上密封的奏章,献防御吐蕃的计策,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首要,而不涉及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孙吴兴亡的原因,但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不能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失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政事却有治理得好和坏;兵士无所谓强与弱,将领却有聪明和笨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赂为根本,勇力为次要。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的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未曾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武将。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向使早诛仁贵等,则自馀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叶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奖赏,有罪不处罚,虽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颁赏的等级、标准有名无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小的官吏不识大体,只吝惜授给功勋,恐怕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不舍命效劳损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攻破平壤,赏赐就不再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升,没有听说斩一名掌管记功颁赏的台郎、令史,以向有功劳的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处死薛仁贵等,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我恐怕吐蕃的平定,并非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请求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则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我们的有利条件了。”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高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召见了他,并命令他在中书省任事,朝会时得随百官朝见皇帝。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三日),徐州刺史密贞王李元晓去世。

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十一月,壬子(疑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去世。

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停止原定明年改用的通乾年号,原因是它的反语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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