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春季，元帝颁诏：“珠崖郡匪徒杀害官吏人民，背叛国家。在朝廷会议上，臣僚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坚守城池，有的主任放弃，意见不同。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只有诛杀。为了长期相持，只有实行屯田。通达时局的变迁，则忧虑民众的处境，现在的问题是，人民饥馑，与不讨伐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危险大?连朕祭祀祖先处所的祭品，都因荒年的缘由不能全备，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挫败？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正逢困难，仓库空虚，无法维持生活，如果再征集丁壮作战，不仅使人民疲劳，而且还要发生荒年。现在决定撤销珠崖郡，百姓有向慕仁义，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迁移的，不要勉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季，四月，乙未夜，茂陵白鹤馆失火；大赦天下。
夏，旱。
夏季，大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元帝赐封已故长沙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建议：“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可以减少大半，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朕顾念到民众饥寒，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保卫君王不常居住的宫殿，恐怕不是促进阴阳合和的办法。现在，撤销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务农。朝廷官员应在节约经费上，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忌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兼给事中，大受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服刑的犯人。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上帝。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元帝采用儒家学者和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牡畜，供应的伙食，减少一半。皇帝使用的御车御马，只要维持驾供祭把、春猎等正常使用就够了。撤销角抵这种表演游戏，释放位于上林苑的宫殿馆舍内很少有机会同皇帝见面的宫女，撤销位于齐郡的三座织造厂，放弃北假一带皇家农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黎民对儒家经典，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废除刑罚七十余项判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提拔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曾前后数十次上书，对元帝的得失进行规劝。元帝赏识他的坦率正直，多数都予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跟漢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漢朝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而不帮助他，因此，使漢朝使节江乃始等陷于艰难屈辱之中。同时，派使节进贡，要求送还在漢朝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人质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人匡衡一致认为：“郅支单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居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漢朝对蛮族，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我们已经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恩德很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永远跟他断绝关系，使他无法再向往并从命漢朝。抛弃从前的恩德，却结下以后的怨仇，似不相宜！参与意见的人，鉴于江乃始缺乏对敌人应变的才能，智慧勇敢都无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担忧。我有幸手执大漢的旄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布漢朝对匈奴深厚的恩德，预料郅支单于不敢无礼。如果狼子野心，加暴虐于我，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很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普天下老百姓获得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个人的志愿。因此，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匈奴的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谷吉把郅支单子的儿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单于以怨报德，竟杀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又听说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恐怕受到袭击，想向西迁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处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商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向臣属于它。而今，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迎请他驻防东部边界，然后共同攻灭乌孙，由郅支单于当乌孙王。这样对匈奴的忧患也就可以永远解除了。”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晋见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王国，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大喜，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途中，因天气寒冷，不少人被冻死，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胁各邻国。郅支单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攻击乌孙王国。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屠杀及掳掠人民、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冬季，十二月丁未（初九），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丁巳（十九日），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毕，就留那里举行围猎。薛广德上书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困顿以达极点，百姓流离失所，而陛下却每天撞着被灭亡的秦国的大钟，听着郑国、卫国的音乐，我对此实在害怕。卫护陛下的大军，暴露在原野之上，随从的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火速回宫，心里想着跟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福。”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荐举质朴、忠厚、逊让、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光禄勋每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和从官，按成绩排列等第。”
三月，赦天下。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雨雪交加，降霜，桑树落叶纷纷。秋季，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楼船。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脱下官帽，叩头，说：“请走桥。”元帝传下话来，说：“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在此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元帝不高兴。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说说主上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而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告别人，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改从桥上走。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九月，严霜再降，毁掉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的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这场天灾，引咎辞职。元帝批准，分别赏赐他们带有车厢的坐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罢了官。提升太子太傅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故乡，把皇上赏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传给子孙，以示荣幸。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元帝当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封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给事中。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高贵，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胜任！”御史大夫屡次空缺，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加丰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九月戊子（二十四日），元命任命侍中、卫尉王接当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中书令石显忌惧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生，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帝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达到了顶点。众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所以洞萧吹出著名的《韶乐》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侯，朝廷臣僚不再和睦，转而互相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隆霜失去调节，失去控制。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抵触则会遭成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辩，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臣民上书，由公车署接待，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满满地囚禁在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谗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实之词欺骗君主，影响君主判断，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结党搭帮，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春秋时代天下纷争，天灾变异从没有象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所以《易经》上有否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兜，跟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诋毁，流言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十分安定，荣耀显达永垂直到今日。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作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当官，鲁定公、泰始星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羞辱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首先在于君主信任什么人？已经信任贤能，就要坚持，而不再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非磐石，但却不可逆转」，说明坚持善行的忠实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主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善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论语》说：看见邪恶，好象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不应再留在朝廷。可是历经数年，并没有离开。所以颁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贤能，却跟转石头一样容易。而排除邪恶，简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因此一群小人，到处早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丑化、诋毁别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说」我心乱如麻忧愁如焚，只因为触怒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实在使人愤慨。从前，孔于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推荐赞扬，没有人攻击他们结党营私。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拔，也没有人攻击他们勾结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德的君子，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共设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不干本职工作，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君主跳进去。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城，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恶多端的「四凶」杌、饕餮。而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诛杀奸佞之徒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心，警惕《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立意，参考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的衰亡，作为借鉴。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自然灾害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考察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坚决果断，不再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则百种奇异的天灾都会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而把刘更生等恨入骨髓。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这年夏季，天飞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当时，长安县县令杨兴以才干能力受到尚识，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从前听说，人们认为周堪跟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应当诛杀。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见，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采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于是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悯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县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十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贾捐之与杨兴友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圣上推荐他，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杨兴说：“你笔下生花，言语精妙。假如你能当尚书令，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京师是全国的中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天下一定局势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说完，又抨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圣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从我的计划，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然后，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报告元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元帝令石显审讯，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互相标谤，企图攫取朝廷高官，欺骗陛下，大逆不道！结果贾捐之竟然被绑赴市上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罚作苦工。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怎能避免祸殃！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而塞下的飞禽野兽，也几乎绝尽。同时，单于足以自卫，不再害怕郅支单于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渐渐归附于他，国家于是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