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9]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翼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县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
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疐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接着公孙禄的话说道：“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