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柔兆阉茂,尽屠维赤奋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一共五年。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唐宪宗元和元年(丙戌,公元806年)
元和元年丙戌,公元八零六年
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宪宗率领群臣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进献尊号。
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丁卯(初二),宪宗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初六),宪宗任命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初八),任命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伊宥是伊慎的儿子。壬午(十 七日),加封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同平章事。
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
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心志骄矜,又要求兼管整个三川,宪宗不肯答应。于是,刘辟派兵在梓州围困东川节度使李康,打算让本幕府的卢文若担任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人林蕴极力规劝刘辟不要起兵、刘辟大怒,给林蕴加上枷锁,投入监牢,后来又将他拖出来,做出将要杀他的样子,却又暗中告诫执行刑罚的人不要杀死他,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打算使他屈服,而赦免他。林蕴喝斥执行刑罚的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刘辟环顾着周围的人们说:“林蕴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于是,刘辟将林蕴罢免为唐昌县尉。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宪宗打算讨伐刘辟,但是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们也认为蜀地险要坚固,难以攻取。唯独杜黄裳说:“刘辟是一个心气狂傲但又戆直无谋的书生,征服他就如同拾取芥子一般容易。据我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有勇有谋,堪当此任,希望陛下将军中事务交托给他,不要设置监军,刘辟肯定能够就擒。”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翰林学士李吉甫也规劝宪宗讨伐蜀中,宪宗由此便器重他了。戊子(二十三日),宪宗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担当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步、骑兵两千人担当后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当时,名声与地位平素便为人们推重的老将很多,都自认为自己应当是征讨蜀中的人选,及至宪宗颁诏起用了高崇文,都感到非常惊讶。
上与杜黄裳论及籓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蕃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宪宗与杜黄裳谈论到藩镇问题时,杜黄裳说:“德宗自从经过朱作乱的忧患后,总是无原则地宽容藩镇,不肯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有节度使去世,他就先派遣中使探察军中人心归向的人物,而将节度使授给其人。有时中使私自收受大将的贿赂,回朝称誉其人,德宗便立即将该人除授为节度使,对节度使的任命就不曾有过出自朝廷本意的例子。如果陛下准备振兴法纪,应当逐渐按照法令制度削弱和约束藩镇,这样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了。”宪宗认为很对,于是开始调兵遣将,征讨蜀中,终于使朝廷的威严遍及河南、河北一带,这都是由杜黄裳的建议发端的。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高崇文在长武城驻扎时,训练了五千士兵,经常保持着战备状态。他在卯时接受诏命,到辰时便已启程,军中的器械装备与制成的干粮,没有一样是缺少的。甲午(二十九日),高崇文由斜谷出兵,李元奕由骆谷出兵,共同奔赴梓州。高崇文军来到兴元的时候,将士们途中在客舍进餐,有人把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
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刘辟攻陷梓州,捉住了李康。二月,严砺攻克剑州,将剑州刺史文德昭斩杀。
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奚王诲落可入京朝见。丁酉(初三),宪宗将诲落可封为饶乐郡王,遣送他返回。
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癸丑(十九日),宪宗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戊午(二十四日),宪宗与宰相谈论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地操劳,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都有成功或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面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立功便予以奖赏,犯罪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后却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时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三月,丙寅,以神策京西行营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三月,丙寅(初二),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高崇文领兵由阆州奔赴梓州,刘辟的将领邢领兵逃走,高崇文进入梓州,屯扎下来。刘辟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将李康交还给高崇文,高崇文因李康打了败仗,失去梓州,便将他斩杀了。丙子(十二日),严砺奏称攻克梓州。丁丑(十三日),宪宗颁布制书革除刘辟的官职爵位。
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当初,韩全义人京朝见,德宗皇帝任命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兵征讨吴少诚全无建树,态度傲慢,有失恭顺,便索性让他退休,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率领兵马阻止李演上任,上表奏称:“将士们逼迫我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奏请讨伐杨惠琳,宪宗颁诏命令河东、天德军合兵进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与他的弟弟阿跌光颜带领兵马前去进击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来是河曲步落稽人,他们兄弟二人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著称。辛巳(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杀杨惠琳,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东川节度使韦丹来到汉中后,上表声称:“高崇文率领外来的军队长途征战,没有任何凭依,如果将梓州归属于他,借以维系部下的心愿,肯定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夏季,四月,丁酉(初四),宪宗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
潘孟阳所至,专事游宴,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俛,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人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像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保义军节度使。
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为保义军节度使。
辛酉,以元稹为右拾遗,独孤郁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县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竞为忠谠;小人亦贪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祚,今已周岁,夫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稹又以贞元中王伾、王叔文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蕃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眊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搢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王叔文靠着擅长方伎小术得到太子的宠爱,到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拔善良正派的人士,辅佐教导各位皇子,他认为:“自从太宗当了藩王后,便与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洁美的人士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遭受疏远与轻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不是由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的人物担承,就是让战事完结以后免去节帅职务而又不懂书的人物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当过这类官员为耻辱。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历时数月,仅仅获得一次与太子、诸王见面的机会,又哪里有闲暇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人们,为了痛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时常召见他。
壬戌,邵王约薨。
壬戌(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