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七年癸丑，公元八三三年
太和七年（癸丑，公元833年）
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瑀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
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让他返回本镇。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来京城朝拜文宗，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朝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士大夫大多通过行贿走门路才能做官升迁，于是，从心底里轻视朝廷。回到昭义后，更加骄横跋扈。武宁在王智兴担任节度使以后，士卒骄横无礼，新任节度使高无法控制，文宗十分担忧。甲寅（二十六日），任命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崔珙上任后，处理问题宽严适宜，因此，武宁人心逐渐安定。崔珙是京兆尹崔的弟弟。
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诣宰相言：“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幽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幽州驻京城的进奏官徐迪面见宰相说：“军中将士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也是升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书的敕使到达那里，恐怕就会被拘留。”徐迪言辞蛮横无礼，宰相却毫不责怪。
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李德裕前来拜谢，文宗和他讨论朋党的问题，李德裕说：“现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予了朋党活动。”这时，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他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人相互交结，关系亲密。他们依附于朝廷中的权贵，在上层攀附宰相，在下层干扰有关部门，为读书人求取官职和科举考试中榜及第，无不达到目的。文宗得知后十分憎恨，所以和李德裕先说起这方面的事。此后，李德裕因此而得以排挤他所不喜欢的人。当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经驳斥过朝廷礼官给李德裕父亲李吉甫拟定的谥号太优，这时，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张仲方于是借口身体有病，请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朝廷任命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文颖不受而去。
杨志诚由于没有得到仆射的职务而大怒，于是，拘留了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初七），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来京城拜谢并辞让朝廷所授予的吏部尚书的职务。丙申（初九），文宗再次将吏部尚书的任命书和对杨志诚辞职的批答授予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离开京城返还幽州。
和王绮薨。
和王李绮去世。
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它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浣为郑州刺史。
庚戌（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过了几天，文宗又谈起朋党的问题，李宗闵说：“朝廷中究竟谁朋比为党，我历来清楚。所以，现在杨虞卿等人都不授予好的官位。”李德裕说：“他们在这以前担任的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职务难道不够好吗？这又是谁给他们授予的职务？谁在朋比为党！”李宗闵听出李德裕是讥讽自己，大惊失色。丁巳（三十日），萧浣被任命为郑州刺史。
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啰汩没密施合句禄毘伽彰信可汗。
夏季四月，丙戍（二十九日），唐文宗册立回纥国新立可汗胡特勒为登爱里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六月，乙巳，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己。李载义上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您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您来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您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认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于是，下令全部撤除州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把守城门。李畅畏惧而顺服，不敢再违犯唐朝法令。
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当初，宰相李宗闵憎恨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罢免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殷侑精通经学，水平类似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议论朝政却不足以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殷侑议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想听。”后来，过了十来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对官员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中书门下干什么！”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不再说了。
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向使天宝之末、建中这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硃泚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出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做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损害儒家关于父子有亲的伦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乱时，皇族子弟都散处各州做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子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出宫，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于是下制：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宫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出宫嫁人；进士科停考诗赋。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馀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馀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养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捽，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干，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燃，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已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壹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币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干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蒐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馀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愰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以为万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指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乎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馀混冫项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前邠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诇伺往复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它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甲寅，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稜。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群臣考虑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号，冬季，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这时，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华州出使回京，向文宗汇报说百姓穷困。文宗感叹地说：“关中今年收成不错，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江、淮地区近年连连水灾，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怎么敢接受尊号的虚名呢！”于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带赏给薛季棱。群臣百官四次为文宗上尊号，文宗最后仍不接受。
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庞。
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风后不能说话。王守澄向文宗推荐说，昭义行军司马郑注擅长医术。文宗召郑注来京城，吃了他开的药后，很有效果。于是，郑注开始得到文宗的宠爱。
